農村老人談自殺:喝藥、上吊、投河比親兒子可靠_大陸頻道_新浪網-北美

昨日我看了這篇文章後,除了對文中國人平靜而殘忍的態度感到震驚外,不期然想起老媽在我出國前介紹去聖雅各福群會當了一暑期有關善終服務的義工。在當年仍是十分新進的事物,但十多年來隨著老齡化和互聯網的普及,似乎是多了人談論這個話題。又,最近小弟收到多份從美國退休人仕協會的廣告信件來看,是不是應該如文章提議般,提早組建我的「退休聯盟」呢?:P

農村老人談自殺:喝藥、上吊、投河比親兒子可靠_大陸頻道_新浪網-北美.

原標題:農村老人自殺的平靜與慘烈

  林木文沐浴之后,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這個69歲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間,一邊在火盆裏為自己燒紙錢,一邊喝下半瓶農藥。紙錢燒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開始計劃自殺了。”劉燕舞后來聽说。待人們發現時,林木文已經沒有了呼吸。在這個距湖北武漢不到100公里的村莊裏,村民猜測老人自殺的原因是與兒媳婦失和。“他怕將來死了,孩子連紙錢都不給買。”一名村民對劉燕舞说,“這樣死,還‘體面’些。”

  那是2008年,劉燕舞所在的研究團隊在湖北省京山縣進行田野調查。當問到村莊裏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時,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們這裏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這也成為劉燕舞研究農村老人自殺現象的開端。6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同時也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主持人的劉燕舞走進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他發現,林木文的悲劇不是個案,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他用駐村400多天的調查數據,画出了一條“農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曲線:從1990年開始,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上升,並保持在高位。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學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近10多年來中國自殺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萬人自殺人口不足10例。

  “中國的自殺率總體上是在下降的。”劉燕舞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然后換了一種沉重的語氣说,“但是,農村老人卻越來越難以擺脫這條(自殺的)路,這或許是他們稀釋和消化現代老齡化社會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親兒子,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並沒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激起多少波瀾。甚至,老人曾當過村支部書記的兒子,也沒有像劉燕舞以為的那樣責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總是要與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

  劉燕舞说,自殺在當地被視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們覺得犯不着議論並得罪他的兒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僅是普通村民,鄉村醫生對待自殺的態度往往和村民一樣,“將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別是當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過”,選擇自殺,鄉村醫生“都不覺得這是自殺”。

  這讓劉燕舞一行人震驚不已。“越是平靜,越是讓人不寒而慄。”劉燕舞的師兄楊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剛開始訪談老人自殺案例時,往往氣憤得不行。一次訪談一個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婦吵架自殺身亡。學生們參加了老人的葬禮,眼睛死死盯着談笑風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這群年輕人看得開。“我們這兒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一個柴姓老人樂呵呵地告訴滿是疑惑的劉燕舞,“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實際上,老柴還有兩個讓他“引以為傲”的兒子。大兒子在鎮上工作,小兒子在外打工,一個在鎮上有樓房,一個在村裏蓋了樓房。但是7年來,老柴一直和腿腳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傾斜得隨時可能坍塌的土坯房裏。

  與劉燕舞一起調研的,還有另外40來個師生,他們分成10個小隊,駐扎在湖北京山縣10個不同的村子裏。他們都是來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博士生。

  在京山調查的半個月裏,有村子又發生3起老人自殺事件。經統計,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於自殺的比率高得驚人,“至少30%,還是保守估計”。

  劉燕舞慢慢發現,林木文的死,並不算嚴重或者慘烈。在過去6年的調研裏,他聽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有兩位山西的老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駡,頭朝下扎進家裏的水窖中。“這些都是有必死的決心的。”劉燕舞分析道。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说,一位老人要自殺,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裏面邊喝藥邊扒土。

  這樣的案例接觸多了,劉燕舞不禁嘆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講,但都悲慘到難以想象。”這個臉被曬黑的青年學者说,“有時候會有股想逃離的感覺,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屬於我。”

  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裏發現“他殺”的影子

  更讓劉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裏,發現“他殺”的影子。

  楊華了解到,有一對老年夫婦,同時喝農藥自盡。老太太當場死亡,老爺子沒死,但家屬並不送到醫院。第二天家裏人給老太太辦喪事,就讓老頭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頭命斃,就着為老太太辦喪事的靈棚,立馬又為老頭辦了喪事。

  還有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這個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后自殺,兒子趕在一周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現代性講究市場理性,講究競爭,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劉燕舞解釋道,當農民之間,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間都開始按市場的思維方式處理關係,人們開始算賬。

  不少人跟劉燕舞講過給老人治病的賬:假如花3萬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農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劃算的;要是活個七八年,就也不太虧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幾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裏,這筆賬的算法也是成立的。“農村自殺的老人中,有超過一半帶有‘利他’性質。”楊華將農村自殺老人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們傾向於為子女着想。

  “這些老人不想變成子女的累贅。”楊華说,“自殺的后果也將給子女帶來收益。”甚至,他們即便自殺還處處為子女着想。他們有的不會在家裏自殺,而是選擇荒坡、河溝,幫子女避嫌;或者與子女爭吵后不自殺,待到關係平靜后才自殺;還有兩個老人都想自殺,也不會選擇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殺,而要錯開時間,以免對子女家庭産生不好影響。

  劉燕舞認為,如果不到萬不得已,老人都不會輕易選擇自殺。“一些老人说,寧在世上挨,不往土裏埋。所謂‘利他’的表象背后,實質上更多的是絶望。”

  劉燕舞的老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將這種已然形成的“自殺秩序”歸因為“代際剝削”:自殺的老人們年輕時“死奔”(幹活干到死),給孩子蓋房、娶媳婦、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務”,喪失勞動能力,無論是物質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饋卻少得可憐。

  “被榨干所有價值后,老人就變得好像一無是處,只能等死。”賀雪峰说。

  在“代際剝削”大行其道的地區,與之伴隨的,是農村老年人自殺潮的出現。特別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尤為突出明顯。

  劉燕舞將這種自殺潮的出現稱為病態。“2000年以后,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升高特別快,且水平極高。”劉燕舞不無憂慮地说,“用‘極為嚴峻’來判斷這一形勢並不為過。”

  劉燕舞認為,在病態的自殺潮背后,更多的是經濟高度分化后,給中年人帶來的集體焦慮,那就是他們如何在市場社會中輕裝上陣,參與激烈的社會競爭並勝出,無疑,作為比他們更加弱勢的老人,就成了他們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負擔都這麼重,我哪能顧得了老的?”一些訪談農民直白地告訴劉燕舞。

  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劉燕舞有3個月在農民家中做田野調查。據賀雪峰介紹,整個中心每年的調研時間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個人在鄉村做訪談”。

  “我在全國跑的感覺是,隨着現代性的侵入,傳統性的沒落,各地農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攏,只是嚴重程度不同。”劉燕舞说。

  與他們的調查一同跑步前進的,還有中國的老齡化水平。中國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占總人口的14.9%。這一比例明顯高於10%的聯合國傳統老齡社會標準。去年全國老齡委預計,未來20年中國將進入老齡化高峰。

  這意味着中國僅老年人口數,就相當於印尼的總人口數,已超過了巴西、俄羅斯、日本。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以每年100萬人的速度遞增,去年已達到2300萬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繼續增加,從2012年的3600萬人增長到2013年的3750萬人。

  而據劉燕舞介紹,在農村自殺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歲以上年齡段。“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許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農民,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明天做籌算。他們在完成“人生任務”的同時,不再指望養兒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積蓄購買商業保險。在法治意識較強的東部地區,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訴子女應盡贍養義務。

  據劉燕舞統計,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難,其次是擺脫疾病的痛苦,兩者合計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問題。“換句話说,要減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決三個問題:不餓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劉燕舞建議,緩解當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種“新集體主義”,通過半市場化、半國家化的居家養老,來緩解當前農村的養老和醫療矛盾。“要治本,還是要給農村和鄉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國家推行的新農保每月只有55元,讓不少老人有了盼頭。“那就先不自殺了,再挺兩年。”不少老人對劉燕舞说,“終於有人管我們了。”

  另一方面,賀雪峰在湖北洪湖、荊門等地,陸續發起、成立了4個老年人協會。協會由老人們自發推選會長和理事,村裏有老人過80大壽,協會去送塊長壽匾,有老人病了,協會去看望,有老人過世,協會去送花圈……據當地老人说,有了協會,村裏“掛麵條”(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6年農村老人自殺,劉燕舞最大的希望是這一問題能引起關注。“老人們應該活得舒服些,能從容幸福地面對死亡,能走得有尊嚴點,而不是採用非常規的手段,那太悲涼了。”劉燕舞说,“人都會老。”

  “事實上,多數自殺身亡的老年人,其實是不想死的。”劉燕舞還記得2011年冬天去應城農村做訪談的情景。在他去的頭一年,離他住處不遠的一戶人家,照料着一位癱瘓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們商量,給老人斷水、斷糧,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過年家裏來客人,屋裏臭烘烘的”。

  這是個倔強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駡,抓起糞便在屋裏到處亂扔。一直堅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氣。

  (文中林木文等自殺老人為化名